主題:學生拍電影 流淚說真話（下篇）
報導：吳永西 圖片：吳星螢提供
如果你到過《女神》的官網，點選“電影筆記”，你會看到這段文字這樣介紹此片：“『女神Aphrodite』全程在台灣東部淨土花蓮駐點拍攝，並延伸到了古蹟級的林田山日式傳統屋舍，因此全片洋溢著日本混台灣味的家庭美感。”
“在拍攝上使用了16釐米的底片，也是電影系的老傳統，因此你可以在戲院看到有別於一般院線商業片的35釐米寬螢幕，而是從未看過的接近4：3的窄螢幕電影，16釐米不管是在構圖和光線的捕捉上都是件艱難的挑戰。”
拍片過程艱苦 辛酸和著喜樂
相較於談論台灣片的大環境，我反而更喜歡聊起學生拍片過程的辛酸和喜樂。學生拍片的資源不多，但是你看著他們一個一個問題去解決，大夥很刻苦地完成一部作品，你會覺得，連他們都可以這樣，還有什麼事情難得倒我？因為整個劇組要拉拔到花蓮拍攝，所以大家都把一箱一箱的道具和行李託運到花蓮，劇組就在林田山的日式傳統屋舍待了5天，拍了5天。
“我原本預算估30萬（約馬幣三萬元），但是我寧願多花10萬塊錢讓大家過得好一點，吃好一點，多運些日常用品過去。”確實，劇組工作人員需要隨時讓他們保持愉悅的心理狀態。工作環境惡劣，工作人員或是演員情緒很差，那作品的品質就肯定受到影響。
合作就是 各退一步
身為導演處理劇組最多的問題，就是協調同學之間的合作以及相處，我把這心得告訴星螢，她也頗為認同。“這一定的啊，幾乎三份之二的時間都在處理同學間的磨合，大家會認為說，合作嘛，還不簡單，還不是大家坐在一起把工作分工做好，可是搞不清楚什麼是合作，合作就是要各退一步，很多事情要為別人想。”
拍片不是一個人的事情，當兩個人的想法湊在一起要成為一種做法的時候，往往事情就會變得複雜，或許因為這樣，常有聽聞電影系的學生在經過一次合作後，從此就老死不相往來。
突破精神心理壓力 流淚說真話
當然也聽說在拍《女神》這部片，因為一些事情導致星螢和男女主角哭成一團，我問星螢當時發生了什麼事？“對啊，因為那天大家哭得蠻慘的。因為其實演員是非職業演員，沒有演過電影，他們不知道拍電影這麼苦，很常打一個燈差一檔兩檔就要打一兩個小時，所以有時候演員就要坐在那裡，如果彼此不是很熟，這種辛苦又要隱藏起來，表面客客氣氣，心理上的壓力就需要排解。”
星螢也說，因為他們也有自己的壓力，不知道導演要什麼，於是重做很多次，這種情緒不是生氣，而是失落，是做不到你要的東西，於是長久累積，就會爆發。這種爆發不是互吵，吵一吵還好，但是他們又要客客氣氣，於是就沒辦法排解，就沒辦法投入。
“所以那一次我就跟兩位演員說，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我就先哭了，我說出來就是豁出去，現在大家還防來防去，就變成演不好，也因為這次，大家的心結也就打開了。”。
這時候我想起東歐一位重量級導演奇士勞斯基（Krzysztof Kieslowski）說過的一段話：“拍電影並不是只有觀眾、影展、影評、訪談，而是意味著每天早上6點起床，在溼冷的天氣中背著沈重的器材出發。它是項折磨精神的工作，在你投入其中時，其他的事自然都得從第二順位算起，包括你的家庭、情感、私生活……。”
4條棉被貼牆上 “半拐半騙”錄音樂
《女神》音樂的製作過程也很有趣。星螢說，那時候沒有錢，幫忙做音樂的朋友還自己倒貼兩千塊，請來一台卡車，載著大提琴手和小提琴手到山上一間屋子的地下室，用4條棉被貼在牆上，而《女神》的音樂就是這樣錄出來的。
“你能給人家什麼資源?自己都窮得要死，所以你就要感動他、拜託他，告訴他電影可以把他的音樂曝光，拿去參展，講得好像是真的。”星螢笑著繼續說﹕“好啦，坦白說電影就是半拐半騙，當然我們會努力讓它變成真的。”
4個愛電影的人坐在一起，難免會談起最近哪些院線片好不好看之類的話題，我也趁著這段時間，拿起單眼相機拍下星螢受訪的鏡頭，燈光明顯不足，快門很慢，我穩住雙手多拍了幾張，以防萬一，星螢見狀，也拿出她的相機反拍，笑著說要把我們的照片放上部落格。
離開餐廳，我們陪著星螢走到捷運站，進站前，星螢笑著說，以後一定會再見面啦，這個圈子很小，只要你們還繼續待在這個圈子的話。我們揮手跟她道別，心裡想著：對啊，以後會再見面，只要還繼續待著的話，如果能夠堅持待下去的話。
寫在採訪之後：
回到寢室打開電腦，原本想到星螢的部落格找些資料，結果卻看到一篇報導：“新銳女導演鄭文惠與美術指導李湘雲，因車禍不幸死亡，……衝撞分隔島後翻滾，釀成兩死三傷的悲劇。”
女導演是星螢的學姊，而車禍原因是因為熬夜拍戲疲累。雖然跟那位女導演互不相識，但是看到這篇報導的時候，同樣也感到震驚。
過了兩天，上一堂媒介管理的課， 老師是台裔美籍的導演，她把在美國常用的場記表、通告表、預算表等表格發給我們，並逐項解釋，預算表裡有一項超時工作的預算，也就是拍片超過8小時，一律都有超時時薪。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，就顯得很諷刺。台灣的拍片環境很艱苦，劇組常為了節省預算，一天拍超過12小時也在所不惜（當然沒有所謂的超時時薪）。在這畸形的行業，這種情形似乎理所當然，要探究原因，始終還是花綠綠的鈔票的問題，預算不夠，早一天拍完就可以早一天安心。
寫完專訪，有了想要多了解馬來西亞的電影環境的念頭，也希望馬來西亞的電影人，以台灣作為借鏡，捍衛自己的生命權和工作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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